寄意春来年华难忘新安山水人情（上）

  提示：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小三线”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一些上海人来说，它却是一段非同寻常的记忆。在四五十年前，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从都市走向山村，生产军工，一呆就是十余年。杜飞龙是原新安电工厂的员工，在皖南的山区呆了九年之久，那里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成为了他最难忘的回忆。从今天起，我们将陆续推送他所写的小三线系列文章，回望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岁月。

  新安电工厂坐落在黟县渔亭南面的深山里，那里绿水青山，民风纯朴，清晨金鸡报晓，傍晚炊烟袅袅，分明是个世外桃源、人间仙居，却又是上海三线“靠山近水扎大营”的好地方。我在山中九年打工修行，熔炉熬炼，山水养育，打造了不一样的自己，当然也难忘新安山水、风土人情。

  1970年6月，我、未婚妻惠澄和所有参加劳动锻炼的大学生们一起离开了浙江军区乔司农场。澄被分配在上海机电一局动力齿轮厂，我则被分配到上海后方基地新安电工厂，工厂地处皖南黟县的山沟里。我也就成了上海小三线万支内职工中的一员。

  1970年9月5日，是我出发到山里的日子。离开父母和澄，别离的痛苦让我情绪低落。我和大学同学姚思明从杭州武林门上车，班车带着我们向西进发。那时正是初秋季节，浙西平原一望无际，即将成熟的稻子绿中带黄，让我的思绪越发昏暗。以至于当班车沿着青山湖边山路行进的时候，秀丽的湖光山色在我的眼里变得暗淡无光。车至临安，开始步入丘陵地带，到昌化山阳镇时，只见房屋鳞次栉比，街路纵横交叉，好大的镇子哟！车子从镇前开始爬山，没过几分钟就看到深渊在侧，不免心头发慌。好在开车的是个老把式，一路上车子开得既快又稳。你能感到车子小心翼翼绕过一个又一个山坳，爬上一个又一个山头，很快山阳镇慢慢的变小，最后被抛到了远处的山脚下。据说山阳有七十一道弯，山势十分险峻。据后来我工作的新安厂卡车司机王老虎告诉我，他每次到山阳，都会把车停下抽支烟，定定神再爬山 。

  过了个把小时，班车终于登上了山顶。只见一道隘口，上书“昱岭关”，这是浙皖交界的要塞隘口，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我看过《水浒》后传，说到当年武松曾经在这儿守过关口。我想一定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见城墙皆用石块垒成，高大宽厚，横卧山巅，真是雄关如铁。过了昱岭关，就到了安徽地界，随着班车盘旋而下，我的心情犹如秤砣直直地沉下去。只觉得山路特别崎岖狭窄，两边尖峭的山峰像是要倒下来，实在让人感到透不过气来。在安徽看到的房子和浙江的房子已经截然不同，虽然也是黑瓦白墙，但窗户很小，如出气的鼻孔！没见到小河，也看不到池塘，只有小溪在山脚边无奈地穿行，满眼尽是高山陡坡荒草野岭，真是穷山恶水！

  我以为就此钻在山沟里出不来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班车翻山越岭左转右拐穿山而出到达古城歙县时，我和老姚终于透出了口气。下车小歇，突然见到街口的许国大学士的八角牌楼，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这位太子太保的牌楼使歙县平添几分古朴庄重，凸显了徽派文化的张力，让人久久不愿离去。出了歙县县城就进入了秀丽开阔的屯歙平原，两边的山峰被宽阔的道路渐渐推到远处，路边一处处牌坊群则迎面扑来，像在演绎一段流动的历史。平原中间流淌着新安江的支流横江，她的碧波清流纯洁无暇，无疑给皖南山水注入了美丽、灵性的元素，也让我这个漂泊的学子多少恢复点生气。班车几乎一直沿着江边的公路前行，到下午5点多才到屯溪终点站。我们换乘了厂车，受到厂里同事热情的欢迎，使我冷却了多日的心情回暖了许多。厂车是敞篷卡车，人在车斗里站着，虽然不怎么舒服，两边的风景却看得清楚。此时已近黄昏，极目远眺，可谓日落西山红似火，初秋江水绿如蓝！到了休宁岩前道教名山齐云山，只见千仞白云山头，小村天上人家！怎一个“奇”字了得！

  过了齐云山，横江在渔亭镇前猛向北拐弯，流向黟县县城。厂车径直越过渔亭古桥，穿过街路便向南转弯。只见一座形似骆驼的石壁山屹立在前面，蔚为壮观。车上的同事向我们骄傲地介绍说，它可是我们新安厂的标志性“建筑”！绕过石壁山，就到了新安厂厂区。为了备战，整个厂子宿舍都窝在山沟沟里。进得宿舍，推开北窗，啊！空气真新鲜！打两个竹竿便能打到山边的灌木丛，可谓开窗见山！这时，太阳已经掉进了大山，但夜幕尚未降临，只见附近村庄的袅袅炊烟犹如轻纱薄雾漂浮在山间，稻田间零星点缀着几个忙活的农夫，田埂上走动着些许穿工作服的上海佬。嘿，我可到了世外桃源！

  望着四周的重山叠嶂，我想念着遥远的故乡，想念着澄，真是身在西山心存东海！又诗云：进山容易出山难，日日犹望青山外！

  1967年我从上海科大毕业，1968年在乔司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二年后，被分配到皖南小三线新安电工厂机械结构组。组长是上海工学院毕业的姚贵荣，组里有大师傅胡福章、宋志胤，小师傅吴丽钻等人。

  当时指挥仪已初试成功，机器已经搞到第三台样机。三号机整体机箱采用钣金结构，即骨架用40毫米的角铁焊接而成，蒙皮用1.5毫米薄钢板张贴在上下框架上。框架前后面板、左右侧面板皆用6毫米厚的硬铝板覆盖。当姚班长和胡福章技师他们搞四号机样机时，我的任务是维护三号机，并适当作些改进。当时正值大暑天，三号机放在四面不透风的水泥炮房里，炮房中央坐落着一尊57高炮。每次工作时，我一个人拿着手枪钻、扳手、螺丝刀和材料来维修时，真是汗流如注、闷热难熬。但当时总想到一句话让我能够坚持到底，“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也要继续战斗下去”。也许正是不怕吃苦、肯动脑筋，因此受到了车间领导的肯定与重视。

  1974年年底，指挥仪四号机（钣金结构）在国家靶场通过了考核。 鉴于当时装备部队的机电模拟指挥仪机箱均采用整体铝铸件的设计，因此，我厂数字指挥仪的机箱也要求从钣金结构改进为铝铸件。令人高兴的是试制车间、厂领导把这个总体设计的重要任务交给了我。记得1975年1月份的一天，厂党委书记吴学书来到试制车间，当知道我是铝铸整体机箱设计师时，他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他可能觉得我太年轻不老练，幸亏一旁的车间支部书记数学组组长胡运法指着我说，他设计没问题肯定行的。从那时起我就下了决心，一定要精心设计，不负众望。

  铝铸件机箱长约1米2，宽0.65米，高约1米2左右。机箱内要安放装满电子线路板的大机架，两个小模数齿轮箱，输入、输出相关设备，以及操作用的面板和后板。这样，箱体铸件里的隔层较多，加工平面多，因此图纸结构很复杂，一个机箱的视图达到七张之多。需要说明的是，机箱内部各个部件形成的电子连线非常多，一束束电线在上下左右走线时，需要压线板加以固定，否则焊点容易脱落。但压线板小平台需要切削加工，攻制螺纹，因此压线板的位置必须预先确定。为了改变过去电子工程师对压线板位置比较随意的问题，我专门写了报告给技术科长章汝槐，要求技术部门提供详细的走线图，并请章科长签字，没想到，章科长二话不说，隔两天就拿出设计好的走线图，并在图上郑重其事签了字交给了我，在整个加工装配过程中，压线板位置没有改动过一次，让我非常感动。

  指挥仪机箱图纸设计完成后，由我和宋志胤师傅送到到后方基地旌旗厂，在木模制作和浇铸过程中全程陪同与监理，保证了铝铸机箱的质量。

  与此同时，我还完成了小仪车的设计与装配。小仪车的用途就是装载指挥仪，它的设计应该说是格外的简单的事情。但要结合实战，快速装、卸，实现运输牢固、安全和防震，并不是特别容易。设计中一定要解决以往用缆绳固定所产生的问题，一是装卸时间过长，二是占位太大，车上人员走动不便。

  几经考虑，我后来采取在小仪车腹部安装四个钢质滚轮，在产品大仪车上安装小型槽钢平台，当小仪车腹部的滚轮沿着槽钢斜坡推上平台后，小仪车的橡皮轮子立即脱离地板约2厘米，然后在大、小仪车上用防震套筒螺杆对接，十分快捷，要不了五分钟就完成装卸动作。另外，将小仪车的拉杆进行隐蔽处理，即小仪车推上产品车之后，即将拉杆放平，通进小仪车腹部固定。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小仪车设计思想，是在厂动力科大学同学陈家宝启发下建立起来的，我跟他讨论时，他说能否将机器抬离地面呢？

  综上所述，指挥仪的机械设计在指挥仪的总体设计中，应该说是辅助设计，但这样简单的设计，我不敢怠慢，因为是军工产品，能够说是全力以赴，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在思考设计的问题。另外设计前我还专门请教了总体组的朱其乐工程师和潘勤祥工程师，他们从实战的要求和机器的要求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

  经历这次设计，我的体会是：无论是设计还是管理，一是要认真负责。二是要多多讨教。

  备有一门五七高炮的炮房。主要用途：指挥仪与高炮联调的场所。沈永其 摄于1985年5月

  1974年10月初，我作为机械师随厂里的打靶小分队到陕西渭南国家靶场去打靶。打靶场坐落在渭南附近的黄河滩头。由此，这次活动不仅给我实弹打靶的体验，同时也给了我亲密接触黄河以及八百里秦川的风土人情和辉煌历史的机会。

  我厂研制的指挥仪相当于一台控制高炮作战的专用计算机，这次开赴西北的主要任务就是接受国家靶场对我厂研制的高炮指挥仪进行实弹考核。

  厂里十分重视指挥仪的实战能力和抗震、抗高低温的能力。在研制过程中对元器件严格筛选层层把关，还要经过整机高低温实验、公路抗震试验和实弹射击的考核。我们曾在后方基地险峰厂做过整机一40℃的低温试验还做过多次道路抗震动试验。以前，机器的抗震能力极差，每次从黄山厂里拉到上海奉贤靶场，十有八九开机失灵，甚至相邻阵地的八五口径炮在实弹射击时，我们的机器也会停机。后经过厂里长年艰苦的试验和研究，抗震抗高低温已无问题，同时别的方面的性能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这次到黄河滩头打靶，我们的指挥仪经历了长途跋涉。装着指挥仪的军用解放牌产品车先从皖南厂里开到上海，再装上平板车，挂上列车拉到西安。当时，厂里派我与上海警备区联系并落实，运送过程中，产品车由上海警备区一名战士和我厂驾驶员王国祥日晒夜宿押运前往，车到西安后，最后由驾驶员将车开到靶场。所幸，机器拉到靶场即能正常工作，在打靶过程中也没发生任何故障。

  打靶实弹射击其实就是指挥仪操纵高炮射击飞机的拖靶。拖靶是飞机尾部用长约1 000米的绳子拉着的约五六米长的开口帆布袋。帆布袋进口大出口小，在空中高速飞行中成了鼓鼓的气囊拖靶。因为飞机和拖靶的距离相隔很远，所以实弹射击拖靶是很安全的。

  在靶场，我厂指挥仪实弹打靶试验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当然在实弹试验过程中，指挥仪的数学方案、输入运控、内存输出的配合和高炮的掌控需要不断的调试和改进。我这个机械师也协助靶场的测试员在机器的面板上安装摄影支架，即将高炮射击过程中的高低角、方位角以及炮口和飞机之间的距离等数据摄录下来，以便准确考核。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动用战机是最复杂最难的事情。因为战机能否起飞、何时起飞、飞行要多少架次等等事项一定要经过部队总参的批准。国家靶场的测试很严格，很规范。测试部门备有专门的仪器测定炮弹跟拖靶之间的误差来检验指挥仪的质量。当然误差包括高炮本身传动机构的精度。靶场规定射击数据一定要在允许的范围内，不然就是不合格。最后，在靶场部队的指导下，在我们工作队共同的努力下，我厂研制的指挥仪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国家靶场的考核。

  在我们打靶工作队的成员中，有项目组负责人章汝怀，他是研制车间主任，浙江大学毕业，是位出色的项目领导者和组织者；有数学组的胡运法，是车间的支部书记，来自复旦大学数学系，是项目重要的组织者和数学模型的策划制作者，1979年回上海后，在复旦大学继续当数学教授；有运算控制组的陈公伦，重庆大学毕业，他认真能干、计算精确，是项目的重要骨干，他还是我羽毛球双打最佳伙伴；有输出组的潘勤祥，上海工学院毕业，是个解决疑难杂症的能手，也是项目的重要骨干。他们在指挥仪的研制工作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在他们身上学到刻苦钻研、不怕困难、勤奋好学、敢于负责等许多优秀思想和高尚品格。

  在打靶的日子里，有一支考古队和我们同在一个食堂吃饭，天天见面。他们考古发掘的场所就在部队的团部所在地。团部大院里开掘着一个个四方的墓穴。从上往下看，有十几米深，只见千年前的先人骨架微曲着躺在正中央。在头部上方的侧墙里，都挖有小坑放着一些瓦罐之类的东西。一次，我看见一位考古队员拿着一枚东西，一看原来是战国时期青铜制造的一个箭镞，竟有棱有角毫无锈迹，令人称奇。

  趁着周日，我们还游览了朝邑古镇。镇上的人不多，也没多少店铺，但一到星期天赶集的日子，那叫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整个小镇尽是地摊，有卖羊皮、油饼、红枣、泡馍和草鸡的，也有卖布、卖衣服和鞋子的，真是马嘶人欢，热闹得让人吃惊。

  朝邑镇上还有一处难得的古迹，称丰图义仓。义仓是呈圆形城楼式的粮仓，南面有仓城大门，匾额上书“丰图义仓”四字，苍劲有力。我们走进粮仓，里边很大，南北约宽80来米，东西方向大约是它的两倍。粮食则放在仓城宽厚的砖结构墙体内，一个窑洞就可存粮90吨。据说仓城是清代光绪年间建成的民间粮仓，慈禧太后朱批为天下第一仓。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古粮仓改为朝邑粮站，至今还在起作用。

  我们在黄河滩头待了两个月，念念不忘的是想到近在咫尺的黄河去看看。打靶结束前的一个星期天，领队说今天到黄河去，这让我很激动。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是的，我们已到了黄河滩头，能不让我们见见黄河水吗？那天一早，我们的车子在滩头的芦苇杂草中穿行，竟用了三刻钟的时间才到黄河边。见到黃河，我立刻想起李白所作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这气势磅礴的伟大诗句！站在黄河边，看到浩浩荡荡东流不息的景象，我感觉到黄河的宽广、平静和深沉。

  1974年12月底，我们圆满完成打靶任务回家，路过西安，在找旅馆时，因不识路正好问到上海老乡，他是上海良工缝纫机厂内迁大三线的工人，因为是同路，他上了我们的车。在车上他提供了一个信息，说在秦皇陵旁边正在发掘秦始皇兵马俑，很值得一看。我们一行人安顿好之后，立马就去找秦皇陵。到了秦皇陵，经人指点看到一片柿子林，发掘出的兵马俑坑只有200多平方，看到五六个考古队员在工作。当我们看着一个个与真人大小神态各异的陶制兵马俑，都感到惊喜不已。因为刚发掘，知道的人很少。参观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发掘坑的周围没有栏杆，只用草绳拦着，我们大家可以顺着斜坡走到坑底，直接走到兵马俑的旁边，近距离观察和欣赏兵马俑。据当地的老乡说，一位村民在柿子地里打机井发现了陶片，后来又发现有陶质头颅出土，这才报告政府有关部门，就此揭开了震惊世界的秦始皇兵马俑的神秘面纱。

  到2000年我再去参观兵马俑时，那里已经建成上万平方米的展览大厅，气势宏伟装潢考究。再看将近7000个兵马俑，个个器宇非凡、目光如炬、手执利器、精神抖擞。那列兵阵势，真是刚柔并济、调度有方，可谓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展示大厅里到处都是国内外游客，参观现场戒备森严、栏杆高筑，哪里还下得去！当然，2000年时，秦皇兵马俑已经过多次发掘、研究和开拓，在规模、内容和讲解方面是丰富多了，精彩多了，特别是四马战车的阵势更让人感到发掘的价值和中国历史的辉煌。

  1975年的夏天，我厂XS101高炮指挥仪的投产任务从3台增加到10台，机械加工中，传动系统小模数齿轮的齿胚工作量将大幅度增加。我厂试制车间的车床只有3台，陡然增加这么多的工作量，厂部怕加工组承接不了，就把这个任务外包给岩寺兄弟厂去了。不料这项举措把加工组的几位师傅惹火了。当时，心直口快的女师傅陆文瑜特别激动，说为何需要把这个任务交给人家？我们完全有能力完成，厂领导做这件事，也不听听我们的意见，对我们一点也不信任！厂领导应该明白，我们从始至终在试制齿轮箱，对质量的要求很清楚，换了人家，他们加工的齿胚能够契合设计要求吗？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我们不想做，把任务推出去呢！

  加工小组的工人师傅越讲越激动，这时他们请来了车间支部书记胡运法，老胡非常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并把我从隔壁叫去，对我说，你替大家写一份请战书，让厂党委书记、厂长知道群众的呼声。于是，我先是做了现场笔录，接着进行整理，为了表达真情，我特意用上了一点上海方言和语气。

  XS101指挥仪从3台增加到10台，大家十分高兴，但听到厂领导把齿轮箱齿胚的加工任务发到兄弟厂去了，觉得没法理解。我们有技术，懂质量，你们厂领导却要我们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们要问领导，明明自己能干的活，为啥要发到外面去？人坐在渔亭，背脊骨要靠到岩寺去，请问厂领导，侬坐得稳吗？我们机加工小组全体成员坚决要求担当这个加工任务，我们的请战书是：不添人马，不加刀枪，保质保量，按期完成10台齿胚加工任务！

  请战书由我用毛笔抄写，贴在大食堂门前的宣传栏上。全厂职工看后都表示支持，引起了厂领导格外的重视。第二天立即将这个加工任务下达给试制加工组，并将这份请战书在喇叭头里播放了一个礼拜。当时的厂党委书记吴学书，严肃认真，和蔼可亲，经常穿着满是补丁的中山装出入基层车间，我想此决定，一定是在他主持下作出的。加工组，包括陆文瑜师傅在接受了齿胚加工任务以后，斗志旺盛、积极工作，日夜加班、连续作战，最后提前完成了齿胚加工任务。这件事情大大激发了各个机加工工段，包括电子加工工段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那个夏天真是天大热、人大干，全厂出现了积极生产的热潮。

  半年之后，我无意间碰到旌旗厂的徐师傅，他问我，你们厂里怎么啦？我们旌旗厂怎么一天到晚在播放你们新安厂的请战书？这时我才知道，这份请战书不仅在我们厂里播了一个礼拜，还在我们后方仪电公司基层单位播放了好几天。

  高炮数字指挥仪试制车间（4车间）（车间前留影的是沈永其五岁儿子SU SU） 沈永其摄于 1985年5月

  1976年底的时候，厂里决定，新研制的高炮指挥仪要在第二年五月到上海奉贤靶场打靶，到时北京炮司将派人来视察。时间十分紧迫，全厂各部门都在争分夺秒抓进度。由我设计的新型号指挥仪机箱在旌旗厂浇铸好以后，厂领导考虑到机箱的体积较大，自己厂里没法加工，就决定将机箱运到上海加工。听了这一条消息，我很高兴。一方面因为在上海加工质量有保证，另一方面还可以在上海与家人团聚一起过春节呢！

  没想到偌大个上海竟找不到加工的地方，我感到很无奈。这时厂里来电话说，不能再耽搁时间了，后方基地旌旗厂能加工，要我赶快坐班车进山。

  那天下着大雪，当我坐着班车进山的时候，心里很不好受。因为每年春节我都在上海家里过，今年却要在过年的时候离家进山。特别在广德吃午饭时，看到饭店门口停着一辆辆开往上海过年的班车，车窗上挂满了竹篮，挂满了出山人的笑脸，我的心里真像是打翻了五味瓶，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班车终于在傍晚时到了旌德县旌旗厂的路口，我下了车四周望去，全是皑皑白雪。一会儿，旌旗厂的车接我进厂，整个厂子像被大雪掩埋，没有一个脚印。厂子实际上已停工关门，连晚饭也没地方吃。门房值班的同志是个老人，个子矮小，老实巴交。他正喝着粥，见着我就一把将我拉向火炉烤火取暖，而且舀热粥给我吃。他乡遇见热心人，心里的冰雪一下子就融化了。他问明我的来由，说不用急，等吃了晚饭再住到招待所去。我俩在炭火旁边喝粥聊天，聊到后来，我大吃一惊，原来他是位老红军，在旌旗厂后勤科做股长。他曾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两次爬雪山过草地，这让我油然而生敬意。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老红军老革命都这样，我还能怨什么？

  第二天，旌旗厂金加工车间沈主任到厂招待所找我，说你们新安厂的机箱已经在前两天从上海拉过来了，现在已经在卧镗上装夹好可完全加工。我跟他走进车间，车间里没一个人，全探亲放假了。沈主任亲自操作镗床加工。当我看到他认真操作的神态、亲切平和的态度，我的心思也就开始集中到图纸上去了。沈主任的技术很好，从机箱外部框架的结合面到内部结构安装面，都严格按照图纸做了切削加工。因为机箱内的有些加工面分布在角落里，加工很困难，所以必须根据工况经常调换、装夹刀具。在大年三十的那天，老天依然下着大雪，沈主任和我却十分开心，因为我俩终于完成了机箱的加工任务。

  晚上10点多，厂里派车来接我，同时把机箱拉回厂。开到旌旗厂接我的是辆交通牌卡车。实际上这辆车是要直接开到上海去的，他们按照厂里的调度顺路将我送到威海厂，然后由另一辆早已在那儿的解放牌卡车把我和机箱接回厂。

  交通牌上坐着驾驶员小李和采购员小赵，他俩态度友善、乐于助人。当车子冒着风雪快到威海厂时，驾驶员小李说，杜师傅，都大年三十了，你干脆别回厂了，我把你连夜带到上海去算了。是吗？我回家过年的心思被立即点燃，而且渐渐变得不可遏止。但是我觉得擅自回家是不好的，必须向厂领导请示。所以到了威海厂之后，我立即去打电话，两辆车停着听我回音。当时在皖南山沟打电话绝非易事，好不容易才打通了。厂领导坚持要我连夜回厂，说第二天厂里等着加班。我二话没说，回厂！尽管我有一百条理由，厂里的命令一定得执行。于是谢过小李和小赵的好意，向他俩告别，带上机箱坐上回厂的卡车。

  197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我到厂子上班，张执玉书记微笑着握着我的手欢迎我，说我辛苦了。我感到厂里那么多的领导希望我回厂，我确实不能回上海过年。

  当天车间主任孙盘根带着好几位师傅在车间里等着我，他们要对机箱进一步加工。主要任务是要在机箱的箱体上镶嵌钢制的螺纹柱。从那天开始，四五个人围着卧式镗床，先在机箱内部的安装面上钻孔、攻螺纹，然后将一只只涂上特殊胶水的钢制螺纹柱镶嵌上去，我在边上看图纸，并传递着零件和夹具，与工人师傅的配合相当默契，这项工作足足干了一个多礼拜。

  记得有一天，干到半夜一点多，稍事休息的时候，工人师傅烧了一锅粥吃夜宵，我和大家围在一起，深感温馨和快乐。孙主任亲切地对我说，小杜你这样的大学生是我们欢迎的大学生！我觉得很惭愧，实际上我有好几次想开小差呢。

  1975年，我们的指挥仪已经做到了第三代三号机。在研制四号机之前，军代表要求机器一定要通过淋雨试验，以适应部队野外作战的要求。我们试制车间的后山上建有一排检测室，其中一间就是淋雨试验室。厂领导对淋雨试验很重视，测试时，厂领导和驻厂军代表兼党委副书记老张也来了，小小的淋雨室显得十分热闹。

  三号机器由机械主管老周推进试验室，在确认准备工作就绪后，就把房间四周的喷淋龙头打开。顿时，高压喷射的水龙向机器的仪器面板、侧后面强烈喷射，45分钟以后，老周把机器擦干，打开后一看，哇！机器的底部积满了水，足有两寸高。军代表说，嘿，里边可以养鱼了！

  三号机器经淋雨试验后，机内水深可以养鱼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全厂。老周的声誉受到不小的影响。实际上老周是个认真负责的老实人，这次失败，只是因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已。

  后来，三号机的维护保养问题由我和同事金惟中（后任党委书记）来负责。经过两个月的准备，三号机又要进行淋雨试验了。我和老金如临大敌，认真应对。我们认识到，机器漏水的问题主要出在操作面板上。操作面板上有着很多的仪表窗口以及带有旋转轴的旋钮，零件间的缝隙多，不容易密封，稍有不慎就要漏水。幸亏我到山西太原军工厂出差时，带回了一大块深绿色的密封胶块。我们对每一个窗口玻璃四周都细心涂抹上密封膏，然后安上盖板，用螺钉压紧。对旋钮，则用浸油的毛毡圈套在旋钮轴上，放在带锥形的轴套内，然后用螺丝压紧，油毛毡紧紧裹着旋钮轴，使水没办法进入。面板上的旋钮有几十个，密封工作要做得很仔细，要做到一个也不能漏水！另外，我们还仔细检查前后大盖板的密封条，并用螺栓压紧。到检测那天，尽管做了充分准备，但当四面八方的水龙射向机器时，我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等水停，我和老金立即用干布擦干，当我俩慢慢松开螺钉，卸下面板时，看到机箱里边没有一滴水！成功！满屋响起掌声。

  1977年，我厂的指挥仪在四号机的基础上，搞出了铝铸整机。此机箱由我设计，面板由老金设计。上级下达10台指挥仪的生产任务时，要求每台机器一定要通过淋雨试验。当时，大家认为三号机通过了淋雨试验，已总结出一套经验。新机箱采用铝铸件加工，接合面比三号机钣金加工面要平整得多，密封性能会大幅度的提升。所以，大家认为通过淋雨试验肯定没问题。但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比我们预料的要困难复杂得多。

  试验结果确实出乎意料，新机箱密封性能极差，箱内积满清水，幸亏没人观看，否则又是满城风雨。我和老金仔细查找原因，发现盖板螺栓太长，安装时顶着阴螺母底部，密封橡皮条没压紧而进水。另外还发现，仪表窗透明塑料盖板的密封胶涂抹不均匀造成间隙而漏水。我们两人不怕麻烦细心操作，一直搞到深夜一点半，第一台机器总算通过淋雨试验。没想到，第二台机器一喷淋，里边又全是水。马上返工，再淋又有水。就这样返工，喷淋，再返工，再喷淋，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终于解决了第二台和以后各台机器的密封问题。

  通过淋雨试验这件事情，让我懂得，失败源于大意和轻视，成功在于重视和不懈的努力！

  20世纪70年代初的早春二月，在备战的气氛中，全国都在开展拉练活动，小三线的单位也不例外。我参加了第二批拉练，队伍由各车间和组室约一百来号人组成。出发时，队前有红旗开路，队中有宣传队鼓动，人人背着被包，上面还耷拉着两个装满大米的袖套，有点部队长途行军的样子。我穿戴着在部队当团级干部的姐夫叶道质送我的军装和军帽，走在队伍里觉得分外精神。

  从岩脚的厂区蜿蜒而出的队伍先向西到考川村，然后往北进入山区。到中午时分终于越过屯祁公路，在山脚下的小村庄吃午饭。虽只有白饭和红烧萝卜，但吃得很香。下午开始爬山，背着行李米袋徒步登山，虽然很累，但大家还是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努力登攀。到了下午4点，天公不作美，竟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而且越下越大。队里很少人带伞，即使撑着伞也是浑身湿透。我没打伞，把穿着的老棉袄当雨衣，只顾往山上爬，觉得被雨水淋湿的棉袄越背越重。山路越来越滑，不断有人摔跤，但没人叫苦，都咬着牙往上爬。各位明白拉练就是吃苦，就是磨炼！

  我们的拉练队伍翻山越岭到驻地时已经是黑夜，大家争先恐后地躲进村庄的一个大祠堂。当时饥肠辘辘，只想开饭，忽闻得红烧肉好香！原来早有先遣队在那里扎营造饭。一阵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之后，同队的好几个女孩都把最肥的肉夹给我。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她们说，听说你丈母娘知道你喜欢吃肥肉专门烧给你吃！是吗？那是我给同寝室几位朋友说的小笑话，说的是丈母娘烧的“豆腐”肉，我能不吃吗？嘿，这事怎么就传得这么远呢？

  一顿饱饭之后，就开始在祠堂里烘烤被大雨淋湿的棉袄和棉帽。围着柴火大家很开心，青年人的心也像火焰一般在熊熊燃烧。但不一会，就有人惊叫起来，衣服烧焦了！接着就是一阵幸灾乐祸的笑声！我还没等到笑别人，自己的帽子也烧焦了！大家并不懊恼，开心地说着，笑着，打闹着……祠堂里的油灯很暗，啥事也干不了，于是大家摸黑上楼早早睡。我用手电照着，看到木板地上铺着稻草，我们立刻打开塑料布裹着的背包，洗脚睡觉。被子很薄，铺的稻草也很薄，但我们一点不觉得冷，因为跑了一天，又挤着睡，所以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我一早醒来走下木楼，走出祠堂向四周一看，啊！美丽古老的村庄，西递村！一色明清的建筑，尖翘的屋檐，明亮又能接贮雨水的天井，精致的木雕墙饰，庄重的门楼和狭窄的小巷汇成一个古老的故事。这里曾经是古代的一个驿站，是一个徽州文化积淀深厚的美丽村落。村民耕地经商，崇尚读书，还出了不少满腹经纶的才子和经营有方的徽商呢！临出发时，电工殷有根奔来告诉我，说那边村口有个牌楼。是吗？喜欢寻访古迹的我立刻前往，一看果然气势非凡！石牌楼庄严肃穆，挺拔气派，横梁的东西两面分别刻凿“荆藩首相” “胶州刺史”八个大字。牌楼下的古道蜿蜒曲折，静谧通幽。当我恋恋不舍离开村庄时，哪里知道日后的西递村，竟成了闻名天下的世界文化遗产！

  队伍离开西递村向南翻过了一座小山，就到了休宁岩前镇，只见道教名山齐云山千仞壁立，拔地而起，山后群山簇拥，山前横江碧透，一座石拱桥横跨期间，像是美丽淑女手腕上的半壁玉环，玲珑剔透。横江两边古老密集的参天香樟像是齐云山的卫士，在向人们述说久远的历史和它们忠诚。令人赞叹的是，从北岸远远望去，那峰壁的石缝里竟镶嵌着一座白墙黑瓦的村庄，大有“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的景象。当我们跨过石拱桥，沿着石阶拾级而上时，山间草木香气袭人，山下美景尽收眼底。但长途跋涉，登高攀援，沉重的行李早把一些女孩子压垮了，好多人已经坐在石阶上动弹不得。在女孩子面前，男人是当然的大丈夫和救世主。我跟其他人一样，肩上立刻多了一个背包，多了两筒米袋。以后的上山路，大家真是扶老携幼、挈妇将雏坚持着爬过一天门、二天门和三天门，蜿蜒的山道上只见太上老君塑像前香烟缭绕，石壁上文人墨客题词龙飞凤舞。我们没时间去仔细琢磨欣赏，在特意访问过山崖峭壁上的村庄后，就直上方腊洞。所谓方腊洞实际上就像敞开的鹰嘴，长在山腰上。上方腊洞必须爬过一块高三十米的突出的大岩石，但岩上没有石梯，也没有扶手，只留下人工凿出的一个个浅浅的小台阶。我同胆大的人爬上去以后，身子靠在洞壁，好长时间不敢走到毫无阻隔的崖边去，亲身领略到什么叫惊心动魄！

  从方腊洞下来，拉练队伍沿着齐云山南坡下山。一个多小时以后，才走到一个坐北朝南的小村庄。那天风和日丽，绿水青山间，但见村舍炊烟直，池塘白鹅轻，真是世间桃源哦！

  大家从小村子出来，知道离厂子已经不远了。队伍在回家路上作了最后的休整。大家希望给厂里的领导和职工留下英雄凯旋的风貌。我觉得这两天拉练虽然很苦，但过得很有意义。拉练也让青年人拉近了距离，拉近了心，大家围在一起唱着歌，很开心。大家还要我唱一个，我记得那天我唱的是，“桑木扁担轻又轻，我挑担茶叶上北京，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幺，都说我是幸福人！”很快，大家和着一起唱，歌声和着笑声在山谷里久久地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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